党的地下工作者——赵霖

 

赵霖（1899-1993），原名运亮，字世明（以字代名），后改霖，辉县市苏村人。幼年聪慧，六岁入私塾，继读辉县初中、汲县高中，1925年考入北京朝阳大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北洋军阀政府掀起反共高潮，在血雨腥风的大屠杀中，党的联系人被害，失去组织关系。毕业以后，先在开封嵩阳中学教书，又辗转于新郑、武陟两县教育局，皆因掩护进步人士受攻击离去。

1932年，回家教私塾，又转高庄办完小。因在苏村组织穷人会，有人告密而离开。1933年，校友介绍与王昭（辉县莲花村人，进步教师）到许昌师范任教，在校协校长共同进行抗日爱国宣传，被反动当局视为“红色师范”，三人一起撤离。1935年秋，省教育厅介绍他出任辉县师范校长，幸遇地下共产党员李冠慈（沁阳人）在校组织“世界语学习小组”，借以宣传抗日，二人不谋而合，他暗地予以支持。10月，国民党反动当局以共产党嫌疑将李逮捕，他暗示进步师生派代表去与政府讲理，李始得获释。李被逼走后，他秘密跑到洛阳寻求党组织支持，派进步教师到学校任教，扩大爱国抗日宣传，培植革命力量。党组织又派共产党员韩达生（杞县人）、许秀生（获嘉人），进步教师王昭到校任教，继续宣传党的抗日爱国主张。韩等把“世界语学习小组”改为“读书会”，进一步在学校和社会上扩大抗日爱国宣传。他身为校长，特提出“真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让广大师生讨论。此时，反动当局又扬言学校有“共产党嫌疑”，并派武装到学校抓人，然而扑了空，韩等事先获悉，及早离开。1937年初，党组织又派共产党员张竞仁（杞县人）到校任教，他更加热心的支持和掩护。此后，全校师生抗日爱国情绪更为高涨，抗日宣传活动由城关扩大到了农村。国民党当局以为对他压不如拉，便动员他参加国民党。冰炭关系，水火不容，他没有答应，走为上策。“七七”事变后，党组织把“读书会”中十三位成员发展为共产党员，为革命培养了一批骨干。

他离开辉师后到南阳南都中学教书。日寇南犯，学校解散，交通阻断，困于庙观。1940年夏天，迂回曲折返到家乡。正逢父亲病故，家沦敌堡视线之内。诚惶诚恐办罢丧事，速带全家逃往盘上避难。其间，长子启伦经常带着中共党的地下同志往来于家中，食宿热情招待，警戒常存心中。1941年春，他应聘到南湖“河南第十三联中”教书，乘机吹起抗日之风。一日下午，他未在校，一伙国民党军警竟然到校去抓他，未逮住人，在他的办公室搜索了一阵，没有发现什么，悻悻离去。之后，他深知联中不能存在，便转移到数十里外的深山中——柿园去教小学。1942年6月，日军对南太行进行大扫荡，他又带全家逃到龙王庙西沟。此时，连年灾荒，树叶糠菜全都吃光，村无人烟，偶见一人，死亡在即。1943年2月，八路军太行军区宗书阁团挺进辉县西北山区，3月中共辉县县委征求他组建辉县抗日民主政府。5月，在日军又一次对南太行的大扫荡中，八路军各部英勇杀敌，国民党的四十军、新五军投降日军，二十七军被击垮。7月，他在中共辉县县委的支持下，组织起辉县抗日民主政府并出任县长。他上任后，正面临着日伪军在山上到处烧杀，饥民啼叫，饿殍遍野。他执行县委指示，坚决用枪杆子来对付敌人。不日，辉县抗日游击大队成立，四个区政权及七十余个村政权相继就绪，领导起十几万群众进行生产救灾，实行减租减息，铲除汉奸恶霸，清算保长贪污，恢复学校，各项工作势如破竹。全县人民喜形于色，抗日生机蓬蓬勃勃，有力地抗击了日伪军的骚扰；生产救灾，把数万人从死亡线上拯救过来，遏制住了饿死人的现象。他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密切联系人民群众，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群众有口皆碑。1944年6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调他任边区政府教育厅副厅长。此间，他作了大量工作，使边区教育的恢复和发展达到了预期目的。1946年，他任太行行署教育处长、文管会副主任。全区学校教育工作和文物管理工作成就斐然。

建国后，曾任平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省政府监察委员会主任、省政法委员会主任、省府委员，行政十级。1952年，任河南省监委会副主任、主任。1953年，调任省林业局局长。1964年，调省文史研究馆任馆委。曾任河南省人大代表、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省政协委员。1966年离休后，他住在百泉进行文字改革研究工作。研究出一种以汉语拼音字母为基础的拼音化文字,另一种是以汉字偏旁同注音字母相结合的汉字化拼音文字。推广拼音化文字，可以有效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

他的一生，是忠于马列主义的一生，忠于中国共产党的一生，忠于人民的一生，光明磊落的一生。他对子女严格要求，教育他们热爱祖国，听从党的领导，为人民作贡献。两子两女，都走上了革命道路。长女，启峰，1938年参加革命，正处级；长子，启伦，1937年参加革命（参加民先），后任区分委书记，1945年12月牺牲；次子，启朋，海军，副师级；次女，启鸾，副处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