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此文是我校关工委常务副主任赵文哲同志的第二本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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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少年时代
赵文哲 河南中医药大学关工委常务副主任
我的少年时代主要是在安阳和郑州度过的，在安阳期间更开心。我九岁在安阳正式上学。初小在安阳市西营街小学。这所学校以前也是一座大庙，大门面朝东，是高台阶，后边操场的墙就是安阳的西城墙。从西城墙往北走不远就是安阳的西城门。
我家就住在附近的半截戏楼后街，这条街很短，西边与西营街成“T”形，正对着学校的大门，东边是安阳市的文峰塔。
我家租住的是“薛家大院”，说它是“大院”是因为它除了临街房以外，里边还有三个小院。临街房是安阳烟厂一个女职工租住的，她结婚时还是我去给她买的喜糖，那时候钱很值钱，伍角钱的糖就结婚了。前院是薛家的人自己居住的。这家的房东有三个男孩和一个小孙女，我经常和房东的二孩儿薛保岭和三孩儿薛保雁一起玩耍。他家经常给火柴厂糊火柴盒，糊一个可能是一厘钱，我有时也帮他们糊。进去这个院就看到了东西厢房和堂屋。堂门也是高台阶，穿过堂屋后门可以到中院。中院也是东西厢房和堂屋。东屋住的是薛家另一户房东，两个老人和两个孙女。两个老人瘫痪在床，几乎出不来，只有星期天两个孙女休息时才把两个老人抬出来晒晒太阳。老爷爷可能心里难受，经常大喊大叫，有时候他也喊我，让我去给他买包香烟。我很乐意为他买烟，这可能是我唯一能帮他忙的事。西屋住的是一家南方人，两口人，每天中午饭都是一碗米，菜是一条小黄鱼，我觉得他们吃得太少了。这个院的堂屋就是我家和我父亲的科室主任徐荣光家共同居住的。我家住三间，他家住两间。因为我家六口人，他家只三口人。安阳都是睡炕，我家六口冬天都睡在一个炕上，头朝外，脚朝里。三间的房租是每月一袋“洋面”。徐荣光主任的夫人长得很漂亮，脸蛋成天潮红，很好看，听说她有痨病(即肺结核)。她穿着很得体，很时髦，天蓝色的旗袍裹着身体，浑身上下都是线条美。他们的孩子徐占奎和我哥一样大，也在西营街小学上学，后来和我哥一块到郑州铁路局车辆段当学徒去了。
后院和中院不通，只有三间堂屋。一般人只能通过院内西边的半环路才能到中院和后院。后院有个后门，出了后门是个大水坑，大家洗衣服都是在这里洗。到冬天，水实冻之后，我们小孩子在里边滑冰，比赛谁滑得最远。我也是滑冰能手，一使劲会滑好远呢；有时也会摔倒，整个身子躺到冰上还可以再滑好远，非常好玩，其乐无穷。
要说我最喜欢的游戏还是捉迷藏、弹玻璃球和“升国旗”。
由于薛家大院内有三个小院，地方很大，藏的地方比较多，正是玩捉迷藏的好地方。院里的小孩子几乎每天晚上都玩捉迷藏。玩的中心是前院的堂屋，因为它南北通达，活动方便。我们藏起来很难找，不找遍三个院很难找到，就是找到了也不一定能捉住，因为弯弯太多了，有时候拐了几拐又不见了。大家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但心里乐不可支，高兴极了。
在玩玻璃球上我也是高手。我打得很准。如果离对方的玻璃球较远，我还会站起来，把右手放在胸前，点着脚，把玻璃球弹出去，正好落在对方的玻璃球上，炸得很脆。当然，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强中自有强中手，我对门有个孩子比我还高一筹，比我打得还准。有时候我输得正恼火时，我母亲喊我吃饭，我没好气地说：“我不吃!”气得我母亲很无奈地说：“这孩子!”但我母亲从来没有打骂过我。
我当时性格很内向，好自己玩。我最喜欢自己玩“升国旗”。这是从学校学来的。我特别喜欢升国旗时那种庄严的气氛。所以在家我也经常玩“升国旗”。我自制旗杆和红旗(红纸做的)。升国旗时，我自己立正站着，手拉着绳子往上徐徐升起，同时嘴里还哼着“大大迪，迪大迪(123 II 323II)……”升国旗的乐曲。我觉得很过瘾，很有意思。
在学校，我们的班主任姓金，是金老师，南方人，对我很好。我在学校喜欢过少先队队日活动，因为队日活动很好玩，很有趣。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袁世凯陵园搞队日活动，我们排着长长的队伍，打着少先队队旗，前边是鼓乐队，一路上“洋鼓”“洋号”吹吹打打很是热闹，赢得不少人驻足观看，指指点点。路边观看的人越多，我们的步伐走得越整齐，我们的精神头越足，感到很自豪，很荣耀，很神气。到了袁世凯陵园，进去一看，哇!好大好气魄啊!石象、石马、石人等石雕站立两旁，它们的后边是参天的松柏大树，往里走很远才能到袁世凯墓旁。在那儿，有的玩捉迷藏，有的看石碑上的介绍，有的像爬山一样爬到墓顶上，有的骑在石象，石马等石雕动物身上(那时还没有保护文物的意识)，玩的很开心。
还有一次队日活动是去漳河玩，当时水可清了，清彻见底，可以看见沙土河床，可以看到小鱼自由自在的游来游去。有的同学还在河边的小石头缝里捉到了小螃蟹，有的同学在河里打水仗，有的同学去看水磨是怎样磨粮食……，不论玩什么，怎么玩，大家玩的都很痛快。
抗美援朝打响以后，全国各地掀起了支援抗美援朝运动，我们小学生也不甘落后，我们少先队开展了“小五年计划”活动。以常香玉捐献飞机为榜样，我们拾牙膏皮，捡废铁烂铜卖钱支援抗美援朝，也搞得热火朝天。
初小毕业后，我到安阳火车站附近的安阳市职工子女完小上高小。我们的班主任姓周，叫周行仁。他当时刚从师范毕业，平时态度很和蔼，有时也很历害，但对我很不错。到这个学校上学以后，我们的家也搬了，搬到了铁路工房。我们住的对面是安阳市面粉厂，这个厂中午下班以后，厂广播站喜欢放评剧《刘巧儿》，我经常听，你不听也不行，硬往你耳朵里灌，听的多了，我也会唱了，而且至今不忘：“在那一次劳模会上我爱上了人一个呀，他的名字就叫赵振华……。”
我们学校周末也开展活动，到附近的铁路工房家属院去打扫卫生，经常受到家属院主任的表扬。
我在安阳这两个学校上学期间结识了不少朋友，如张富、魏子平，刘秀英、张金兰，黄文秀等，我至今不忘。张富郑州工学院毕业，他是我初小的同学，文化大革命中我见过他，十多年没见过面了，可我一眼就认出了他。黄文秀是我高小的同学，河南农大毕业，我也是一眼就认出了她。我的记性比较好，记忆力比较强。
在安阳市职工子女完小上了不到一年，因为我父亲的工作调动，我们全家从安阳搬到了郑州。我在东三马路郑州铁路一小继续上五年级。班主任姓黎，叫黎惠民。黎老师对我很好，在我母亲去世时，她给了我很大安慰。所以后来我在开封上大学期间，每年放假回来我都去看她。我在班上当过文娱委员，打预备铃后领唱歌。我在学校还当过值日大队长，当时小孩子心理，觉得很光荣，很神气。
由于母亲去世后，我一直处在抑郁寡欢的心理状态，所以到郑州市十三初中(即现在的十八中)以后还是不好玩不爱动，天天闷头学习，课间操也不出去。班主任陈玲老师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她对我的每一点微小的进步都给以热情的鼓励。有一次还在我写的日记后边写了一页批语，鼓励我继续努力，走出教室，到操场去，多参加集体活动，多交朋友。在她的引导教育下，使我进步很快，先当了团支部组织委员，后又当上了班长，并被评为“三好学生”，毕业时被保送到郑州一高。当然，这里边有我自己的努力，但我至今认为，当时如果没有陈玲老师的鼓励和帮助，我绝对不会进步那么快。所以至今我不忘陈玲老师，她是我的恩人。
我认为，我的少年时代是幸运的，我的历任班主任老师都对我那么好。同时，我的少年时代也是快乐的、幸福的。起码没有现在的孩子那么繁重的学习任务和过重的压力，而且有比现在的孩子多得多的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玩的时间和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