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冬，林彪事件之后，因政策松动，我如愿以偿加入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12月25日，经过两天三夜的行程，我们乘坐闷罐车下车后又乘坐小火车，从昆明到达云南省宜良县汤池镇的老鹰山下。当时，这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十二医院的驻地。

第七十二医院是一个有着光荣革命历史的驻军医院。他的前身是浴血奋战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野战医院。医院在老鹰山下依山而建，一进大门有一片难得的开阔地，左侧是练兵的操场，右侧便是门诊接诊室。往前是病房楼，接着就是病号食堂、职工食堂、办公室、宿舍。建院之势，就如同大寨的梯田逐层上移。对于常处山区的同志可能不以为然，但从平原地区来的同志可能就不太习惯了。然而，更糟的不仅仅于此，我们在招待所仅住了一晚，第二天便奉命背着背包上山到医院的生产基地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新兵训练。

从医院到生产基地需要翻过两座山。往生产基地仅有一条能过一辆汽车的通道，我们背着背包顺坡而上，走了足足一个小时，终于到了生产基地。生产基地的条件比较艰苦，做饭要到山上拾柴烧火。住处是搭起的简易的土木结构的砖瓦房。睡的床不足，彭队长带着大家就地取材，上山砍一些树枝，自己动手搭起了床铺。新兵驻地是在西山的一片平地，往下是约有百余米的深沟。驻地的对面是常年居住的阿联村。因此，这里还有一名，即72医院阿联生产基地。

（一）

新兵训练一个月的时间很快就结束了。2013年春节，医院举办了迎新晚会。除了老兵所演的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外，较为引人注意的就是新兵演出的“快板剧”。

快板剧由来之贵州、河南、北京等地的新兵联合表演。其中，河南兵的几句台词极具代表性：“俺叫王志谦，家乡在河南，出门走平路，从没见过山。来到云南后，心里凉一半，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随着河南女兵乔文建一招一式麻利优美的动作，配以朗朗上口的台词，将河南兵入伍后那较为复杂的心情表述得淋漓尽致。医院领导对迎新晚会尤为重视，院长、政委、副院长、副政委等主要领导都观看了演出。其中，政委那慈祥的面容，隆起的大肚，与他那高大的身材结合在一起，显得尤为耀眼，看上去就是一个大首长。

政委姓岳，是38式的老革命。晚会结束，岳政委看望了新兵，还讲了一席话。他说：“同志们，你们不远万里，离开了家，到这里举目无亲，但医院就是你们的家，医院的领导和同志们就是你们的亲人。”岳政委开门见山，入木三分的第一句话，打消了我对首长的畏惧之心，很快拉近了相互之间的距离。他接着说：“大家从五湖四海而来，有城市、有农村，有干部子女、有工农子弟。到部队想法各不相同，有些到部队是镀金，有些来部队是为了干一番事业。新兵训练结束，大家即将到医院的不同岗位上去工作，希望大家树一颗红心，去镀金观念，创一番事业。”

 岳政委的一席话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感到他对新兵思想情况把握的是那么的准，某些话好像是针对自己说得。我深感参军入伍的不易，的确想在部队有所作为。

 新兵训练结束，我被分到了警卫班。这是一帮20来岁的热血青年。主要任务是负责医院的安全保卫，白天站岗，晚上巡逻。除此以外，医院的急难之事均有警卫班完成。如食堂的食用大米都是从汤池粮库供应的，每次都要拉一卡车，装着200斤大米的麻袋，我们这些年轻人扛起来就装上了车。医院西边有个游泳池，泥沙常年淤积无法使用。我们在班长的带领下，潜水挖泥，一天就修好了。虽然白天干活，晚上还要站岗，感到非常累，但奋发向上的劲头，使我们休息一个晚上，疲倦之意便随之而去。第二年我担任警卫班副班长，第三年担任了通讯班班长，在工作中继承了前任班长的作风，不计名利、不计得失。坚持有利工作的事就做、有利工作的话就说，不利工作的事、话就不说不做。

医院通讯班主要任务是：负责首长办公室、会议室的卫生，保密文件的登记、报刊订阅收发，电话总机的管理，文件的打印，主要首长的生活保障等。工作繁杂、事无巨细。在这里工作和首长接触较多，干的好能给首长留下好的印象，干的不好，可想而知。我深知参军的不易，特别珍惜这难得的机遇。要求同志们去做的自己首先做到。床上内务整齐划一，地面卫生干净光洁。面对通讯班繁杂的工作，我们坚持开好班务会组织大家共同讨论， 明确为全院干部战士提供优质服务的指导思想，较好的完成了上级领导交给的各项任务。

岳政委在院首长中参加革命的时间较早，但身体又不太好，按照上级的要求，应有通讯班配专人保证日常生活的运行。我到通讯班时，为岳政委服务的是吴乃武同志，他提干之后到院务处工作，为岳政委服务出现空缺。按照领导的指示，要求我在负责通讯班工作的同时要照顾好岳政委的日常生活。

由于工作的需要，和岳政委的接触也就多了起来，在朝夕相处的日子里，使我深深感到，他的确是一位思想敏锐、原则性强，热情关爱同志，工作能力非凡的老革命家。

其实，岳政委并非姓岳，他实则姓李。因为参加革命早，担心累及家人，便由“李”改称“岳”了。解放战争部队南下时，他曾担任过刘、邓的政保队长。建国后，他在昆明军区保卫部担任保卫科科长（正团职）。在昆明军区保卫部期间，他曾令敌特闻风丧胆，据一些同志说，当时敌特交代：一听说岳健出动便头皮发麻，不知所措。然而，工作成效虽然显著，但由于他过于直率，个性又强，官职一直上不去。一次，干部调整，有关同志和他谈话，要将一位副科长提为科长，并将他提为副部长，他认为这位同志不能胜任，坚决反对，结果两人谁也没动。岳政委执拗的性格自然得罪了不少人。文革中，他便成为昆明军区保卫部第一个接收审查的人。

岳政委平时对下属的生活、成长都非常关心，干群关系非常好。车队的司机老李拉他去审干基地。半路却拐到了理发店，让理发师给他的头发剃了个净光。岳政委很不理解，问老李是什么原因？老李也不解释，只说“听我的没错”。岳政委一到审干基地，就被造反派挂上了黑牌子，但当他们习惯性地去揪他的头发让其抬头时，却什么也没抓住，那位造反派气恼地说：“你这个走资派真狡猾”。从审干基地出来，岳政委被调出保卫部，先到六十九医院，后又到七十二医院担任了老爷山下的政委。许多年后，当岳政委说起老李，对他的感激之情还很难忘怀。

七十二医院背靠海拔三千多米的老鹰山，整个驻地仅有一个小卖部，与喧闹的城市相比，堪称为是小山沟，这些人真可称得上是“山里人”。然而，这些“山里人”却并不感到寂寞，他们的工作是那样的认真，士气是那么的高昂。中央有了什么大的行动、机关、科室的干部战士便会在第一时间将稿件发往广播室，谈体会、表决心。特别是有了什么任务，劲头更足。那次，驻马店发大水，按中央军委命令，医院要派出一个医疗队。哇！请战的科室和个人可谓络绎不绝，人气之高、士气之旺。当时我在想，在这么一个偏僻的山沟，人们为何能如此的安心，工作劲头又如何始终保持的那么旺盛呢？

在跟随岳政委担任通讯员的这些日子里，我的疑问终于有了答案。岳政委对于各单位营以上的主管领导的要求是严格的。在执行党委的部署上，在单位的工作成效上，他不允许阳奉阴违，夸夸其谈。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他的批评非常严厉，甚至还会骂娘。说来也怪，批评者严厉，被批评者却总能心服口服。其中的原因我在一段时间始终没有弄明白。

首长对各级领导的批评从不讲情面，但对战士们却非常的和蔼。一般来说，只要有空他每个星期都要抽出一个晚上去宿舍挨个看望战士。作为通讯班长，为了首长的安全，我每次都要陪伴服务。看到他和战士们都能那样亲切的交谈，我不禁赞叹：大家的士气能不高吗？

（二）

岳政委认为：“医院的管理远没有连队那么严格，基本属于松散型的。给大家一个达到光明的希望，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极为重要”。医院的干部战士分为两类，一类是干部子女，另一类便是工农子女，每年的提干问题是大家最为关心的。然而，干部子女对于工农相对占优，因为工农子女在人事关系上稍逊一筹。但作为医院党委书记的岳政委始终站在医院建设发展的高度，认真把握，以达二者的平衡。

对于干部子女，不管父母是司令员、军长、院长等，都要放在医院较为艰苦的地方———炊事班、洗衣班等单位去锻炼。工作上有了缺点，及时地进行点化。他经常说得也是激励他们的一句话便是：“路要靠自己走，只有作出成绩，领导才有话可说”，力求使他们达到最优者。如范晋、解延敏、付军等均为干部子女中表现较为突出者，他们在部队时的职务都达到了营团职以上。对于工农子弟，则重在在工作实践中进行锤练，使一批道德高尚、品质优良，工作能力强的优秀干部脱疑而出。

医院的政治处是干部的摇篮，在这里工作的同志是大家公认的好干部。然而，最为引人注目的还是党委的组织干事韩朝坤。他出生在云南一个农民家庭里，面目清秀，为人和善，工作极为耐心。他负责医院党委常委会的记录。每次会议结束，他都要把会议记录从头至尾整理抄录一遍，需要落实的事项、整理的有条有理。该领导督促落实的呈献给主管领导。需要自己落实的，即刻通知相关单位和个人，工作中从没有出过差错。作为组织干事，他认为自己的言行，应该让同志们时刻感受到组织的关怀。不管那位同志出差或者到外面学习，他都经常代表组织到家中询问，有没有什么困难？缺不缺什么东西？有没有要办的事情等。使在外面的同志工作安心，办事顺心。如外科大夫陈训如考上了研究生，在上海就学，只有老伴带着孩子在家。韩干事多次代表组织到家中询问，把医院党委对陈大夫的关心、期盼及时传达给了亲属王文君。陈大夫毕业后，学校要他留上海工作，他有感于组织的关怀，放弃在上海工作的机会，毅然回到老鹰山下的72医院，为部队的干部战士服务。当时，云南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陈大夫不留大城市甘愿回山沟工作的精神进行了长篇报道。如今的陈大夫已百练成钢，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三医院已经成为军职待遇的外科专家。韩干事从党的利益出发，不计个人名利，默默无闻，从点滴小事作起，温暖干部战士的心。时间一长，便深受人们的尊重，韩干事的事迹在医院逐渐传扬。

岳政委是一个重实效的现实主义者，韩干事的努力，干部战士的反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就逐渐进入了岳政委的视线。面对这位朴实无华的工农子弟、医院党委不但在思想上帮助他，而且不断搭台，使其在台上表演。先是让其下基层，到内科担任教导员，负责一个大科室的工作，后又让其带领医院的医疗所，奔赴核实验前线等。韩干事与人为善的处事风格，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超强的组织能力，得到大家的公认，受到大家的广泛好评。在医院选拔青年干部的民意测验中，韩干事名列傍首。他成为了我们入伍以后从72医院自身成长的首个副政委。当时在医院党委的班子中，韩副政委为最年轻者。对于年轻的副政委，岳政委不但在工作上传帮带，而且在平时的谈话中带头尊重年轻的干部。一次，他和几位院领导谈话时说道：现在我们见了朝坤，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叫“小韩”啦，随着职务的变动，我们应称呼他“老韩”了，这样既有利于他开展工作，也是对他的尊重啊！

有人对政治处的工作做过这样的描述：吹、拉、弹、唱、打球、照相、口号还要喊的响。其实，从工作的实际情况看远不只这些。但仅就这些工作，便足以说明对政治处工作同志素质的要求是比较高的。丑承章同志便是政治处的一员。他于1972年12月入伍，出生于工人家庭，随着上山下的洪流，在生产建设兵团一干就是三年，还担任了民兵排长。可以说吹拉弹唱、打球照相，他样样俱能。且讲话具有条理性、逻辑性。对于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士兵来说，岳政委在与之谈话中，在听取其发言时，在观看其表演和听取单位汇报中，便已有所了解。为了使其健康成长，让医院党委让其兼任护训队的指导员，宣传队队长、放影队队长等职务。丑承章不辜负领导的信任，以出色的工作，圆满完成了领导交给的任务。后被医院党委提拔为干部。1984年他转业到北京牟外医院，以超凡的工作能力，通过自己的努力担任了牟外医院副院长。

在通讯班其间，我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然而，一年快过去了，却眇无音信。我原以为可能因为我的出身问题被否决了。在无耐中，还是向岳政委汇报了我的思想。我的爷爷原本在1932年就成了洛阳党的地下工作者。洛阳解放，组织分配他到洛阳市南关花园担任副厂长，工作一段时间后，因眼疾而告老还乡。文革中，有人出来揭发说：解放前看见他穿过长衫，骑过高头大马，跨过洋刀，带过礼帽，家中有枪，并以此将爷爷列入到了五类分子行列。专案组审查时，爷爷举出两个人可以证明他在解放前所做的党的地下工作。一个是李静宜，一个是宁普三（南关花园厂长）。然而，两个人一个也找不到，专案组就给戴上了“历史不清”的帽子。这样以来，子女遇国家招工，部队征兵，便都被拒之门外了。当年，因为爷爷的事，有位造反派曾对我这样下过断言，“入党，你一辈子都别想”。由于子女遭受牵连，不公正的待遇，爷爷想不通，一气之下便离开了人世。我之所以能当兵是因为林彪事件后政策出现了松动。

万万没有想到，我刚把经过讲完，岳政委就语重心长的对我说：“小韩呀！你在通讯班的工作成绩我都看到了。入党问题拖的时间长的原因，主要等外调函，这不你们大队的证明信刚收到。关于你爷爷的事，不必多想。他要找的证明人我很熟悉。在西南局时，我是政保队长，李静宜是重庆军区城防副司令，我们的关系很好，他也时常和我说到洛阳的地下工作。作为党的地下工作，一般都是单线联系，由上线、下线之分。上线找不到，下线就很难证明。”在医院党委的关怀下，我顺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初衷的梦想。

（三）

上山下乡进入到1975年，云南采取了集中管理的办法，按照宜良县的安排，汤池镇附近的驻军72医院、395库房、汤池村镇三个单位的职工子女统一下乡安排到汤池大队农场。按照商定，三个单位轮换派出带队干部，第一年由72医院派出。岳政委便派我去完成带队任务。作为通讯班长，我深知这是首长对自己的锻练和考验。原本以为带知青不会有多难，当我到了农场方才大吃一惊。

农场西邻阳宗海，东靠红土高坡，三面环山。知青住的都是简易房，在房间里，因为床少，我把床让给知青用了。我只好到山上砍一些树杆钉起了一张床。每天的主食是大米，由大队定量供应。但菜就没保证了。知青每人发的生活费较少，不够用。有时没菜，就在煤火上烤几个干辣椒，攒点盐就着饭吃就算一顿饭了。到农场的知青以干部子女为多，在家的生活条件相对较好，农场较为艰苦的生活条件，使得他们的思想情绪显得较为浮燥。我作为知青带队干部，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在农场建立了学习制度，每逢重大节日，或中央有大的行动，知青们还能谈体会、出节目，形成了一支活跃的知青群体。当时，农场的知青是集体做饭，为了让大家经受锻炼，我选取一个做饭较好的知青为主，其他知青轮换帮厨的方法，经过近一年的磨练，这些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公子哥，基本都会做饭了。今日，一些知青谈起此事还感概的说：“当时，我们不理解，现在觉得没有那时经受的锻炼，就没有现在的得心应手啊！“

万事开头难，面对困难重重的知青农场，为了给知青们创造一个较好的生活环境，经过多方协调，各知青父母所在单位都伸出了援助之手，有的捐款，补贴知青的生活。有的赠送家俱，使农场状况有了较大改善。然而，这种暂时的变化，终不是长久之计，也总不能老去伸手啊。于是我便组织知青，在不影响农场生产的情况下，带领他们开垦久荒的山沟，种上了土豆。到了下半年，土豆就有了收获。所收土豆将知青食堂的仓库都放满了。知青们品偿着自已动手获得的劳动成果，显得格外兴奋。

按照上级的规定，知青带队干部必须列席大队的支部会议。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每逢会议，我便及时反映知青农场采取的措施，有什么成果，存在什么问题，争取大队领导的关心和支持。可以说，我在知青农场的一年时间，大队对知青的粮食供应是较为充足的。

在汤池农场工作闲暇时，我还对岳政委较为明显的几个工作管

理艺术进行了认真回顾。

首先，是工作的前置性。在落实党中央的部署上，不等不靠，根据自己对中央政策的学习理解，及时组织讨论作出安排。在跟随岳政委的日子里，很多次都是上级的文件到了，医院将中央的文件精神已经落实了，且和上级的文件要求基本一致，这种对工作的预见和前置性，使工作始终处在主动地位。

其次，准确界定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是危害机体的麻醉剂，毛主席对自由主义曾有过精辟论述，但到具体单位的事情就很难界定。而岳政委在辩别自由主义方面却有着巧妙的方法。即同级别干部相互有意见，只能当面谈，或向上一级反映，决不可在下层议论。下级对上级有意见，可以向上一级反映，但不能在同级或者下一级中议论。群众对领导有意见、建议，也是如此。否则就是自由主义。岳政委认为，作为主管领导，他要向上级负责，如果自由主义满天飞，就很难统一思想，工作拧成一股绳。

第三，关于前面谈到的被批评对批评者心服口服的决窍，在于批评者处于公心，是设身处地的为被批评者着想，且必须让被批评者认识到这一点。

我在汤池农场一年的知青带队工作，较好的实践了上述的工作方法，整个农场农民爱护知青，知青尊敬农民伯伯。 带队结束，汤池大队专项召开了座谈会，医院党委专派郭副院长参加了会议。大队书记，公社和大队领导对我带知青的情况从统一大家思想，鼓足干事创业劲头；积极展开交流，争取各方支持；力争自己动手，改善生活条件等方面向医院党委作了汇报。郭副院长是一位老革命，他作风正派、为人耿直、思想敏捷、责任心强。座谈会之后，郭副院长是如何向党委汇报的我不知道。但两个月后，在医院的干部调整中，我也提了干。其实，如果这一年不提干，我就到了退伍的时间。自己也做好了准备，如果无缘提干，那也是命中注定，回到家乡进行奋斗也是一种乐趣。喜讯传来，我深感这是周院长、岳政委医院党委和全院同志对我的信任，应努力工作报答大家的厚爱。在以后的工作中，以及1985年转业到地方的三十多年工作里，我把此作为动力，在河南中医药大学从科员、科长到处长，积极实践在农场时总结岳政委的工作方法，使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受到广大老同志的广泛赞扬，曾被国家教育部关工委、河南省委组织部、老干部局评为全国、全省的老干部工作和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工作之余，在报刊网络发表文章300余篇，其中多篇获得河南省关心下一代好新闻二等奖、优秀奖。

（四）

翻开岳政委在72医院期间的工作历史，有顺利时，有逆景中，但不管遇到什么问题，医院党委都能准确把握，干部战士的士气总是那么高昴。岳政委认为，一个单位的工作就如同一部汽车在行驶，领导如同驾驶员在掌握着方向盘，靠左了向右拐一点，靠右了向左拐一点。作为领导，不能听之任之，只有把方向盘把握好，才能使群众的工作积极性不受影响。火车跑的快，全凭车头带。72经院按编制只有100张床位，但在以后突发情况时收到了300张，尤其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收容伤员的床位曾达到500张。医院还两次派出医疗所，赴祖国大西北，执行核武器实验任务，干部战士的责任心之强，热情之高，完成任务之好。这与医院党委工作的前置性，预见性，良好的干部方法是密不可分的。

1999年，我已转业地方，去北京出差，岳政委在301医院治眼疾。我去看望他，一见面他便风趣的说：“看到小韩，我的眼疾就好一半了”。当谈到对腐败的看法时，他说：“腐败问题历代都有，毛泽东时也有，只不过那时穷，如大队干部多吃点饼干，多占点食油，不太显眼。现经济发展了，显得数量也就大了。”当时，他已是古稀之年，对问题的分析还是那么的透彻，听了老首长一席话，心中疑团便顿时释然。

岳政委离休居住在总参干休所，去逝前跟老伴再三交待身后之事，要求一定要按中央规定办，不举行追悼会或遗体告别仪式，“让我悄悄的来，再让我悄悄的走！”然而，由于他在干休所期间敢于仗义执言，大家有什么事都愿找他说，他都能积极找领导反映。大家思念他，还是怀着对他的崇敬之情将他的骨灰送到了八宝山。

徐志摩曾经说过，有些人活着却已经死了，有些人死了却仍然活着。岳政委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高超的思想工作艺术，却为后人做好工作留下了非常宝贵的财富，他的英灵却永远的活在我们心中。

2018年于郑州